【西方文學中救贖觀的演變】 文學時空觀的演變及其意義

發布時間:2019-06-11 01:36:27 來源: 文章閱讀 點擊:

  摘要:西方文學中的救贖觀經歷了由他救到自救的演變,救贖方式從恩典拯救變為世俗救贖,救贖由終極關懷泛化為日常關照。救贖觀的演變與人神關系從敬畏到背棄的演變關聯,并與上帝觀從“自在存在”到“自為存在”的演變同步。
  關鍵詞:西方文學;救贖觀;演變;上帝觀;人神關系
  作者簡介:蘇葆榮(1984-),男,漢,甘肅通渭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欽州學院中文與傳媒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中外文學與文化等。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3)-7-0-02
  總覽西方文學史可發現,救贖觀的演變是西方文學宗教精神演變的軸心。救贖觀的演變集中體現了上帝觀的演變及人神關系的演變。上帝形象由“自在存在”變為“自為存在”, 由全在再到不在。上帝與人的主客關系由上帝為主發展到人反客為主,人神關系由敬畏親近到失望懷疑再到反抗詛咒直至疏離背棄。救贖由依賴上帝恩典的他救變為世俗的自主自足的自救。
  上帝觀與人神關系及救贖觀互相關聯。探究救贖觀定要論及上帝觀及人神關系。上帝觀的演變必然帶來人神關系及救贖觀的演變。上帝觀及人神關系的演變是救贖觀演變的先決條件。西方文學史浩瀚,為論述方便,文從《圣經》開始,選取階段性的代表作品分析其中的上帝觀、人神關系及救贖觀,然后加以總括梳理,最終形成西方文學史救贖觀演變的概貌。
  不論宗教學或文學及哲學如何解讀上帝形象或構建上帝觀,其原始依據應該是《圣經》。探討上帝觀的演變理應從《圣經》出發,這樣才可溯本求原。上帝是造物主、唯一主:“我耶和華是創造萬物的,是獨自鋪張諸天、鋪開大地的。”(賽44:24)“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里”(西1:15)表明上帝是無可爭辯的救世主。上帝無所不能、無處不在,是萬能的主。救贖只有通過上帝的解救才能實現。[1]《圣經》中的人神關系經歷了由懷疑到深信、親近的變化。解經可發現:人應虔誠信仰上帝,否則會受到懲罰;當然,信上帝者必將得到拯救;救贖的實現除了靠上帝拯救外,也可通過贖罪活動實現,比如付出贖罪銀等。
  中世紀文學中的上帝觀與《圣經》中的相比變化不大。但丁的《神曲》視上帝為救世主、萬能主。其中,人對上帝敬畏親近,以接近上帝為榮;人與神的關系是上帝為主體,人為客體;認為救贖是人生的終極目標,救贖需要上帝的恩典。不過,《神曲》中,一些教皇被置于地獄,說明但丁對上帝的“人間代理人”教皇已經大膽懷疑并背棄。這階段,上帝在文學中是全在存在的。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文學中的上帝觀就有所變化了,上帝的神圣及尊貴已經沒那么明顯。在薄伽丘的《十日談》中,教士招搖撞騙,修道院院士荒淫亂道,但未見到上帝對他們有所懲治。說明上帝懲治惡人的屬性已經蕩然無存。拉伯雷的《巨人傳》中,經院教育愚人、教會變得虛偽。作品指責僧侶是“掃興的喪神”、律法書是“糞污”。可見,人神關系變得不和諧,人對上帝的敬畏與親信消失,上帝已經不是萬能的主。人的強大是依靠自己(例如學習等),上帝已經退出救贖。
  古典主義文學中,莫里哀的《偽君子》批判披著宗教外衣的不法分子達爾杜弗行騙害人,揭露了教會勢力的虛偽性及欺騙性。主人公奧爾恭執迷不悟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虔誠信教。可見,與人文主義文學相似,上帝的權威與神圣消失。彌爾頓的《失樂園》塑造了一個反抗上帝的光輝形象撒旦,而把上帝描寫為暴君。從此,上帝觀基本改變,人神關系破裂,人開始對上帝反抗。救贖不再依賴上帝,而是企圖重建天國。
  啟蒙主義文學反對傳統基督教教義,致力宗教人文化。伏爾泰的《老實人》批判上帝造的理想國虛無縹緲,并有“如果沒有上帝,就應該虛構一個”的思想。盧梭對上帝的認識有新的內涵。他的信仰建立在個人意愿之上,強調用情感實現與上帝的溝通。[2]不過歌德的《浮士德》在人神關系及上帝觀上有所回歸《圣經》。其中,上帝代表正義與權威,是萬能的主,浮士德向善也是因為具有上帝的靈性。信仰上帝的浮士德最后得到上帝的拯救,實現了救贖。
  浪漫主義文學中,詩人赫爾德林選擇的是親近上帝。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隱喻:以上帝為敵必將遭受懲罰,人想安寧必須祈禱懺悔。[3]表明救贖依舊需要上帝的恩典。華茲華斯的詩歌認為兒童具有神性,可見對上帝還是膜拜。拜倫的作品就不同了,哲理詩劇《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不歸順天國,拒絕天使召喚。對于天國的反叛也就是對上帝的反抗與疏遠。霍桑的《紅字》中,上帝為神性與人性的結合,人神關系倒置,神居于客體。這一時期的作品,比較明顯地顯出人神關系的裂變。不過,上帝并未消失,還是全在。
  現實主義文學中的上帝觀、救贖觀及人神關系有所新變。斯丹達爾的《紅與黑》中,于連臨終前說,假如“有一位公正的、善良的、全能的、毫不邪惡的、毫不渴望報復的天主”,自己會拜倒其腳下。由此看來,上帝已經潛在,即存在但不現身。人對上帝懷疑但仍然沒有疏離。巴爾扎克對宗教的理解比較世俗實用,看重王權與宗教遏制拜金及貪欲的作用,“從信仰的絕對意義上講,他對兩者都不相信,但他相信它的實用價值。”[4]至此,救贖初步變為日常關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信仰上帝者為圣徒,這和《圣經》強調的一致。不過,陀氏提出人的得救依靠人的精神力量。托爾斯泰不滿教會委曲教義后的“上帝”,尋找心目中的上帝。他認為人的生命就是接近上帝的運動,從《復活》等來看,人的得救在于愛。從俄國兩位文學大師的作品看,救贖已經擺脫對上帝拯救的依賴,而成為依靠自悔、理性、博愛等的自救。救贖內化,由終極追求變為日常需要。此時的上帝,成為“仁愛”、“公平”、“正義”等[5]。人神關系模糊,人從自身需求出發重建上帝觀。“上帝創世主、救世主的角色已經難以滿足信仰者的需求,上帝形象開始從全在到潛在乃至消隱。人們的主體性思維上升后更注重現實需求與自身利益。在務實、獨立精神的指引下, 人與上帝的距離拉大了,人們對自然法則的敬畏取代了對上帝的敬畏。”[6]   波德萊爾的《惡之花》承上啟下,其中的上帝形象人格化,或是暴君,或是秩序,上帝由神秘的“自在存在”變為日常的“自為存在”。詩中揚言“打倒上帝”,《惡之花》中的上帝已經被人反抗、詛咒、背棄。在救贖方面,《惡之花》提出了理性指導、世俗努力的自救,注重暴力打倒暴君般的上帝以實現自救。19世紀末,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認為“對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已經沒有信仰的價值了。”[7]尼采認定外在的客觀的永恒上帝已經死亡,信仰已經沒有救贖意義。19世紀末至20世紀,“救贖觀和上帝觀已經被解構、改寫,其中融入了新的精神與內涵。救贖已經由終極關懷和依靠泛化為人們的日常關照,上帝形象被人格化和俗化。”[8]
  艾略特的作品中,舊的上帝已死,新的上帝還沒出現,詩人提出人得救的模式是自身努力與神的恩典結合。卡夫卡的小說《我和農民的談話》中人對上帝開始疏遠,直至后來上帝不再存在。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同樣上帝缺席,人也不知道新的上帝是什么,但期盼上帝來臨,期盼上帝來拯救。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中,上帝沒有遠離,但是無益于拯救或救贖。現代作家經歷了尋找上帝但未發現上帝的過程[9]。普魯斯特的小說中,上帝的內涵為潛意識、無意識。但在喬伊斯的作品中,已經沒有了上帝。從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來看,上帝已經拋棄人類。戈爾丁的《蠅王》預示,人心中不再有上帝,只有惡。上帝不在,人神疏離,救贖無望,這是現代作家作品趨于一致的宗教思想。
  上帝觀的變化反映了宗教價值觀的變化。人對上帝由頂禮膜拜到嗤之以鼻,一是迫于現實需要,二是主體地位的確立。同時,也是宗教世俗化的必然結果。宗教一旦走向大眾就面臨被解構的風險,但走向大眾是宗教存活的必須選擇。上帝觀的演變必然帶來人神關系的變化。人神關系的變化和君民關系的變化有些相似。人神關系的變化終將帶來救贖觀的演變。救贖觀的演變走勢是世俗化、日常化。本來是終極目標的救贖,逐漸演變為日常關照,并且融入很多現實手段,乃至眾說紛紜。文學中救贖觀的演變和教義中救贖論的演變大致步調一致。救贖觀的演變的主要受到社會環境、宗教變遷及文化闡釋等的影響。上帝觀、人神關系及救贖觀的演變原因復雜,限于篇幅,另作討論。
  從上帝觀、人神關系、救贖觀的演變可以看出西方文學精神的轉變,例如由關注外界到關注內心,由關注集體到關注個人;從沉靜到喧嘩,從充滿希望到布滿失落乃至絕望等。
  救贖觀的演變表明教義被解構后信仰趨于超驗、救贖內化,也說明天堂與烏托邦具有關聯與差異。
  注釋:
  [1]、[6]、[8]、蘇葆榮.《惡之花》的救贖觀及其意義[D].蘭州:西北師范大學,2010:33,33,18.
  [2]、[5]、[9]、劉建軍.基督教文化與西方文學傳統[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99,248,280.
  [3]、梁工.基督教文學[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217.
  [4]、[法]莫洛亞.巴爾扎克傳[M].艾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491.
  [7]、[德]尼采.反基督[M]. 陳君華,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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