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工作 主要內容 意識形態策略與政黨的力量

發布時間:2019-06-11 01:35:39 來源: 合同范本 點擊:

  1959年至今,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政治中一言九鼎。它議行合一、控制政府、主導議會、結盟工會、支配社會、統攝全局、長期執政,但這種一黨獨大的政黨體制并非異數,印度國大黨(1947~1985)、馬來西亞巫統(1957年至今)、日本自民黨(1955年至今)、中國臺灣國民黨(1949~1987)、韓國(1948~1987,先后有兩個黨獨大)、瑞典社會民主黨(1920~2006)、挪威工黨(1935年至今)、墨西哥制度革命黨(1929~2000)、意大利基督教民主黨(1945~1993)等二十多個政黨,均屬此列。這些長壽黨、常勝黨為什么能夠長期執政?對于人民行動黨而言,更為獨特的問題在于,為什么它能夠成為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政治典范:長期執政而不腐化?
  我們也可以換個問法:人民行動黨的統領能力究竟從何而來?針對官僚層防治腐敗、提升效率的治理術當然很重要,但這并不能解釋人民行動黨為什么要這么做。任何政治行動都不是盲目的,總有理念支撐。因此,真正的答案需要回到建黨、建國時期去探尋,它究竟只是英帝國的殖民工具黨還是代表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人民意志的獨立自主黨?窮人的黨還是富人的黨、精英黨還是群眾黨?只會高蹈作秀的黨還是忠實踐諾的黨?
  無論大黨還是小黨,二戰后東南亞、東亞、拉美和非洲第三世界國家的政黨政治都面臨相同的現代問題:如何獲得國家、民族的新生,如何去殖民化,如何治理,如何現代化;這在很多程度上決定了為什么建黨、建什么樣的黨、什么樣的國家,秉持什么樣的政治理念,有沒有將理念轉化成行動的能力,以及能夠在掌控國家統治權和治理權的同時獲得并保持其代表性、正當性。
  為什么建黨
  英帝國在馬來亞的退場一點也不光榮。在日本軍隊的猛烈攻勢下,英帝國的迅速投降敗退給殖民地人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痛苦記憶,殖民地人民終于徹底明白,自己的苦難來自殖民地制度,自己的利益完全從屬于殖民地統治者的利益,自己的經濟是殖民宗主國經濟的附庸。一句話,殖民主義者就是殖民地人民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擺脫積貧積弱的最大敵人。
  英帝國在殖民地的人心盡失,“文化領導權”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狡黠的權謀,分而治之成為英帝國退出世界霸主舞臺的不二法門。1945年10月的馬來亞聯盟計劃,1946年的聯合邦協定,均以推動馬來亞政治聯合為名,行星馬(即今天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分治之實,即便不能藉此恢復殖民地統治,也能在未來兩地沖突中居中調停,繼續行使對殖民地實質上的政治領導權。這遭到當時的泛馬人民行動委員會、馬來人民統一陣線及其他工會團體的明確反對,它們要求制定人民憲法,通過民主普選組織星馬統一政府。英帝國不予理睬,反于1948年6月頒布緊急狀態法、勞工法、禁止煽動法,取消馬來亞的言論、結社、集會自由,禁止工會參加政治活動。
  英帝國政治家、殖民地大臣乃至社會主義者反復強調,帝國就是商業!殖民者的利益完全寄托在帝國的存在!如果英帝國隕落,英國人的生活水平必將急劇下降!因此,控制著銀行、保險、航海、進出口貿易和企業的英帝國殖民者,不可能真正維護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他們把馬來亞的膠錫向美國市場輸出,為自己帶來美元利益,根本不關心馬來亞的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所謂“馬來亞工業化”方案純屬騙局,1950年的“六年發展計劃”也是在愚弄人民(只投入2‰的財力)。
  1954年11月,人民行動黨就此做出了自己的歷史選擇:從去殖中尋求代表性,在治理中建構正當性。人民行動黨在建黨宣言中宣布:“真正代表馬來亞人民利益的政黨,他們今天的迫切任務,應該是盡速終止殖民地主義。任何政黨,倘若其宗旨是在發展或改良殖民主義,那么,他們不僅是欺騙自己,同時也是愚弄人民。殖民地政府乃被用來作為建立與扶持殖民地性質的經濟與政治工具而生存。
  因此,人民行動黨在建黨之初就清醒地意識到,只有推翻殖民制度,取消殖民主義,在去殖和治理中代表馬來亞人民的意志要求,才能獲得政治正當性。這些要求包括建立一個經濟、政治、文化上完全獨立民主的馬來亞國,取消緊急狀態法,承認工人權利,廢除禁止工人參與政治、追求改善生活的勞動法令,在政府中實現本地官員管理自己的徹底自治,反對種族主義,維護每個人民的思想、宗教、學術、信仰的自由,維護每個人民的言論、結社、組織及和平集會權利,基于人民獲得公正合理的生活原則建設新經濟基礎,國家照顧失去勞動能力者、工傷人士和年老工人,以及推行義務教育。
  為什么是人民+行動
  為了更直觀地彰顯自己的政治信念,由受英國教育的人、社會主義者、馬來工會主義者和說中文的左翼四類人組成的建黨者們,最終決定以人民行動黨為黨名。為什么這個三四年后就將統攝新加坡政治全局的新黨是人民+行動的黨?在建黨者中間,主要有四種說法。
  第一種意見認為,大家最初本想取名“新加坡民主陣線”,最終是由李光耀本人改為“人民行動黨”,主要出于兩個考慮:一是為了滿足當時華文中學學生運動和華語社會的政治訴求,二是為了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習,將政黨的正當性訴諸于對人民意志的代表,滿足大多數人民(即華人)向往中國這個“文化祖國”的政治心理需求,寓意“為人民而行動的黨”。只有代表人民的黨,才有資格領導新加坡乃至馬來亞的人民。
  第二種意見認為,“行動”一詞取自本地公務員的政治組織“共同行動理事會”,公務員代表國家行動,寓意新生政黨注重行動而非空談。但是,由于共同行動理事會是排他的小集團利益組織,作為一個現代政黨顯然需要廣泛的代表性,包容群眾,因此以“人民”修飾、限定“行動”。
  第三種意見認為,“人民行動黨”里的人民不僅僅指新加坡華人,也包括整個馬來亞的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甚至少數歐洲裔人士,因此,“人民行動黨”沒有前綴,不叫“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寓意旨在建立包容多元種族的統一馬來亞聯邦國家。人民行動黨的黨徽也反映了這種政治訴求:閃電代表行動,紅色代表勇氣,紅色閃電代表行動,言必行、行必果。圓圈取自奧林匹克運動會徽的聯合之意,代表馬來亞人民的聯合,藍色代表對聯合的信念,白色背景代表誠實與純潔。1963年,在被馬來西亞踢出馬來亞聯邦之后,李光耀痛苦于新加坡從此將被迫變成孤島,失去馬來亞經濟腹地,再也無法實現創黨的理想:建立一個獨立的馬來亞國家。   第四種意見強調重在行動,以“人民行動黨”為名,寓意自己代表的是未來,與過去和現在那些不采取有效行動改善人民生活的政黨和立法會截然不同。
  簡言之,所謂人民行動黨,就是為人民福祉而行動的黨。
  被遺忘的新加坡社會主義
  為人民福祉而行動,是人民行動黨的建黨宗旨,盡管它經常自稱也常被視為務實的實用主義的政黨,但務實的實用主義不是沒有理念的實用主義,而是有著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和民本政治特征。事實上,人民行動黨長期以社會主義政黨自居,新加坡長期以社會主義為政治目標,這一點似乎被人遺忘了。任何政黨都不是在政治真空中自生自發的,人民行動黨是在二戰后的冷戰格局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沖突的深刻影響下誕生的。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沖突,不僅僅體現為意識形態的優劣評判,也體現出鮮明的相互學習特征。
  二戰后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獨特性在于,除了世界政治經濟霸權從英國轉移到美國手中以外,冷戰鐵幕背后依然延續著19世紀末以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如火如荼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試驗。歐洲的工黨、社會主義黨或者中左執政聯盟、北歐社會民主政黨、拉美社會主義政黨都是這場試驗的產物。作為其中一個產品,英國工黨把費邊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基礎,主張通過漸進改革、勞資團結、改善兩極分化而非階級斗爭,來建立以中產階層為根基的社會主義體制。
  這種試驗顯然也對李光耀等人民行動黨創建者影響巨大,他們回到馬來亞、新加坡目的是為了創建一個英國工黨式的社會主義政黨,他們把社群主義、共產主義和費邊主義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來源,主張非暴力的粉色黨而非暴力的紅色黨,倚重工人階級的力量并因而擺脫了極端保守派、反動派的標簽,同時也讓自己與本地社會主義者、馬來工會主義者和下層的說中文的左翼結盟,共同創建一個新的政黨。因此,人民行動黨的黨綱既融合了工黨理念,也融合了共產黨理念,這種實用主義使之形成了反教條的新加坡社會主義。
  反教條的新加坡社會主義有個總目標,即最終建成一個“多元種族、民主、自由、非共產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同時,其具體內容又是個“八合一版的社會主義”,熔實現主義、實際主義、民族主義、多元種族、社會主義、政治民主、社會民主、個性解放于一爐。
  實現主義強調新加坡社會主義必須是腳踏實地、能夠實現的主義。實際主義體現了人民行動黨的代表觀,人民行動黨代表一切需要照顧的廣大群眾、勞動人民,為最廣大的人民謀現實利益,這顯然是一種淺層代表。
  民族主義和多元種族指向的是塑造新的國家、民族認同,前者設定了國家建設的總體目標:建立一個自由、非共產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新加坡,后者旨在消除種族意識、種族觀念,提倡國家意識及觀念,讓人民把自己當作新加坡人。
  社會主義是英國工黨式的漸進社會主義,主張以民主而非暴力方法消除貧富不均,讓人民享受相當的生活、知識和娛樂水準,實現人人機會均等的社會。
  政治民主實質上說的是政治自由:徹底實現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能靠民主爭取。民主是指一個政府應由人民選出來,代表人民及為人民服務。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應為人民爭取下述政治自由:保障私人生活,不受政府無理干涉;政治、思想自由;言論、教育、結社和宗教自由;人民通過自由秘密選舉人民代表;由大多數人選出的政府執政,但尊重少數人的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出生地、性別、言語、宗教、膚色;尊重各民族語言文化的發展自由;以及司法獨立。
  社會民主將滿足人類基本需求視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及目標,追求實現“盡己所能、得己所值”而非“各盡其能、按需分配”,照顧人民的經濟及社會福利:工作權,醫療及生育福利權,娛樂權,老年、失業或殘廢者享受生活保障的權利,兒童及青年各憑天資才能受教育的權利,以及享受充足住房的權利。
  個性解放說的是消除男女、種族、城鄉間的一切法律、經濟及政治歧視,將人類從政治及經濟無保障的囹圄中解放出來,使人自由發展個性。
  可以看出,人民行動黨的政治理念是混合式的,英國工黨理念與共產黨理念相融合,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社會主義相結合,政治民主與經濟社會民主并重。反教條的新加坡社會主義,盡管不追求建立一個盡善盡美的烏托邦,但其政治理念仍然相當美好,政治志向不可謂不遠大。因此,人們也許首先會問,在百廢待興的去殖民時代,如何將這些美好的政治理念轉化成有效、有力的政治行動?人民行動黨能夠完成這一看起來不可能的任務嗎?退一步講,人民行動黨真的從一開始就知道人民想要什么樣的行動嗎?人民行動黨從一開始就采取了人民想要的行動嗎?
  人民需要什么樣的行動
  先來看人民需要什么樣的行動?1957年12月21日,人民行動黨在只有公共設施和社會服務兩項職能的市議會選舉中獲得重大勝利。市議會共有32個議席,人民行動黨派候選人爭奪其中14席并最終贏得13席,成為市議會最大黨,獲得了執政權。在13個代表中,得票數排在第二位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王永元(Ong Eng Guan)成為市長。市長任期結束后,王永元曾做過首任國家發展部長,后來與人民行動黨分道揚鑣,另組新黨參政。但是,正是在1957年12月21日至1959年5月30日之間的16個月里,王永元擔任市長期間的所作所為,讓整個人民行動黨弄清了人民需要什么樣的行動。
  在新加坡普通大眾眼中,王永元是個超凡魅力型的政治家,他滿懷革命激情,秉持平民主義。他的街頭演說,言語形象生動,聲情并茂,似乎有一種讓普羅大眾心悅誠服的天賦。他的反殖民主義演說貼近人們的日常感受,比如他會對比英國巴士督察的高薪與本地司機微薄的收入,啟發人們思考這種差異有多么不合理。他意志堅決,事必躬親,不容虛言,努力做個干預主義、改革主義的市長。他放下市長架子,放棄市長特權,不住政府官邸而住在自己家中,不坐政府配車,徒步在市內處理公務。他不抽煙、不喝酒,不參加高級酒會,他讓下層民眾稱呼自己王先生、市長或者王老弟,并敦促下屬放棄壓制人民思想的殖民地風俗。他把市政廳改造成為人民的論壇,向普羅大眾敞開大門,允許他們自由旁聽,并提供逐字母語翻譯讓人們第一次聽懂了議會辯論內容。他下令所有政府告示均用本地語言而非英語書寫。他還粉碎了歐洲律師事務所對全市法律業務的壟斷,廢除了允許殖民官員拿著豐厚薪酬逐步退休的所謂馬來亞化方案。   在擔任市長的前六個月中,他推動建設完成了大量公共設施:包括300多個供水站、600個街燈、200個候車亭、7個診所、3個托兒所和20個運動場。他把居民用電價格降低了40%,同時大幅提高旅館和劇院等用電大戶的電費。他降低了街頭小販、人力車夫和出租車司機的許可證照費。他還開展了“三反運動”:反吐痰、反亂扔垃圾、防治蟲害,有人因此將新加坡稱為共產黨式的“運動國家”。
  他開創了人民行動黨的每周接訪制度。他每個周六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在自己的辦公室,接受民眾對腐敗、粗暴行為和效率低下的投訴。所有人民行動黨議員也紛紛仿效。他設立了公共投訴局,直接接受民眾揭發貪污、瀆職、不作為,幾周內就調查了400多個涉貪案件,并將其中20余件移送了司法程序,有效遏制了腐敗。類似的市政治理制度創新還有很多,普羅大眾為之歡欣鼓舞,尊稱他為“人民的市長”。
  這一切不是沒有代價。人民行動黨這位“人民的市長”的執政風格,在官員群體中掀起了不小的波瀾。有些人不理解他為什么不尊重頗具紳士風度的英國殖民地官員,有些人因為不同意他的歐洲人騎在亞洲人頭上的看法而被指著鼻子趕出會議室。他把平頭百姓奉若上賓,并解雇那些不這么做的人,很多人無法接受。有人據說因為雇了一個年輕的中國打字員專門替自己打字而被解雇,有人據說因為對市長粗魯無禮而被每月罰款200元長達一年。有人因為把狗帶進市政廳而被訓誡。他不允許公務員上班時間喝茶看報。他在辦公室來回巡視,一旦發現有官員賭博就馬上解雇,一旦發現有官員對公眾態度粗魯,就責令其做出令人滿意的詳細解釋,否則就予以嚴厲懲罰。有人抱怨這是共產黨國家才會發生的事,擔憂新加坡將會變成一個共產黨國家。人民則把市議會看成人民的議會,把人民行動黨視為人民的黨、窮人的黨,并把改變自身命運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
  在短短的16個月中,越來越多的新加坡普通民眾都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既然人民行動黨在市議會這個權力有限的機構都能為人民作這么大的貢獻,如果由它組成全國性政府,豈不是可以為人民作出更大的貢獻?正是這位“人民的市長”的“共產黨執政風格”,讓人民看到了希望,讓人民行動黨在1959年大選中大獲全勝,并促使整個人民行動黨真正認清了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行動,也學會了如何把自己建設新加坡社會主義的政治理念轉化成有效、有力的行動。
  因此,盡管獲勝后人民行動黨于1959年組建的第一屆新加坡政府也受到了王永元政府曾經遭受的質疑:這是不是個共產黨式的政府?會不會導致官不聊生?但以非共的民主社會主義為目標的人民行動黨卻并未遲疑猶豫彷徨無計,反而果斷堅決地向共產黨這個“敵人”學習,延續了王永元開創的非共的共產黨執政道路,將治理腐敗、議員接訪、團結工會和建設公共住房作為首要國務,真正“為人民而行動”。人民行動黨開始變得非常敏銳,并善于將美好的政治理念落實為有效的行動,只要意識到問題的確厲害攸關,就馬上采取切實行動。
  首先,英國重返馬來亞之后的1945~1959年,正是新加坡歷史上殖民地官員最腐敗的時期,人民飽受其害,怨聲最大。因此,人民行動黨把保持廉潔、不腐敗列為自己排在第一位的核心政治理念,從四個方面入手治理腐敗。一是以去殖帶動治理,用11年時間(1958~1969年)以贖買方式換取絕大部分殖民官員離開職位,只留任了其中的0.3%,絕大多數職位、所有重要位置都實現了公務員的本地化。二是1961年設立中央投訴局,接受受到殖民者不公正對待的本地官員和民眾投訴。三是堅持對腐敗零容忍、人民自由舉報、貪污調查局嚴厲肅貪。四是立法嚴格限制選舉競爭中的競選捐款,排除金權政治,遏制了現代政治中常見的選舉腐敗。
  其次,人民行動黨沿用了由王永元開創的議員每周定期定時定點接訪,因為這最不易受到官僚層的阻礙,可以與人民保持直接聯系。
  再次,與工會結盟是人民行動黨從英國工黨和中國共產黨學來的重要政治經驗。人民行動黨執政后,把絕大多數基層工會整合為“新加坡職工總會”,其經費主要由政府撥付,人民行動黨與“新加坡職工總會”在領導層人事上建立了互派干部交叉任職的“共生關系”,并建立了勞資政三方協商合作機制,共榮辱,同進退。
  最后,同樣重要甚至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即人民行動黨開創并沿用至今的公共住房建設五年計劃和居者有其屋政策。從正式執政的第二年即1960年起,設立建屋發展局,為其提供充足的財政、法律和政治支持,連續制定并執行了幾個“公共住房建設五年計劃”,大興土木,為人民大眾建造公共住房。第一個五年計劃(1961~1965年)就建設了5.5萬套公租房,超過殖民地時期110年間建屋量的兩倍還多,解決了25萬人的住房問題。第二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新建了6.7萬套住房,解決了30萬人的住房需求,基本消滅了原來環繞新加坡市區的貧民窟。第三個五年計劃(1970~1975年)新建了10萬套住房,此時5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公屋里。1964年,新加坡政府開始執行居者有其屋的住房自有政策,讓低收入家庭用低于市場水平的價格,分期付款,購買公租房。1968年,新加坡政府允許新加坡人用中央公積金購買政府公屋,進一步提高了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迄今為止,新加坡已建造了90萬套公共住房,93%的新加坡人生活其中,住房自有率已升至87.5%,人均居住面積從1959年的6平米升至2010年的30平米,新加坡人的居住狀況得到實質改善。
  要想贏得人民的心,就必須比一般左翼的思想主張更左傾,并且能夠落實為政治行動,在公共住房建設問題上,人民行動黨的確深諳此道。人民行動黨把公共住房建設提升到了前無古人很可能也后無來者的政治高度,頭腦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不能學國民黨,而要學共產黨,它先是通過土地征用法基本實現了土地國有化,然后通過大規模、持之以恒的公共住房建設,實現了現代化的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除了李光耀所說的塑造國族認同和穩定社會秩序功能,以及推動種族和諧、貧富和諧和家庭倫理的社會功能以外,新加坡人把公共住房建設五年計劃稱為新加坡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革命,是新加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社會主義行動,最符合社會主義的平等原則、最體現社會主義的政治理念。   因此,新加坡盡管基尼系數比較高,表面看來貧富差距、兩極分化比較嚴重,但由于公共住房這一最大的社會主義行動及其他福利保障的巨大緩沖作用,人們的失落感、挫敗感、被剝奪感并不像其他貧富差距嚴重國家那么強烈。
  這種新加坡式社會主義顯然既不單純是英國工黨式的,也不單純是中國共產黨式的,它在很多重要政治領域都是融合二者的產物。這里只簡單地羅列幾例,比如,在正當性來源上,新加坡是選舉政治+民本政治;在選舉競爭上,新加坡是選舉期間掃街拜票+選舉間歇期間每周接訪、取締金權政治;在基層組織中,是社區中心+居委會、公民咨詢委員會。
  為未來立法
  新加坡比較重要的政治轉型有三次,分別發生在1957~1960年、1984年和2004年。1959年3月,新加坡贏得大選,開始執掌全國性政府的權力,在1957~1959年間王永元執政經驗的啟發下,全面落實建黨理念,糅合英國工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有效政治經驗。1984年,新加坡的“反共時代”結束,后物質主義的一代開始成為選民,人民行動黨面臨選舉挫敗,并開始自我更新,嘗試將經濟資本主義、政治社會主義和儒家這一文化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相融合,“從側重機會平等轉向照顧結果平等,糾正績優制下所產生的精英主義偏向”。2004年,新加坡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并開始賦予社會更大的活力和公民更大的自由空間。
  1957~1960年的政治轉型,是人民行動黨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轉型,這次轉型將工黨與共產黨理念、政策中適合新加坡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汲取了自己在市議會執政時期的經驗教訓,審時度勢,著眼長遠,將治理腐敗、建設公共住房、議員接訪、與工會結盟融合在一起,開創了新加坡式的社會平等和社會主義,從而為未來五六十年的黨和國家發展立了法。
  能否為未來立法,可以說是政治轉型時期最重要的歷史使命。初步而言,人民行動黨在這次最重要的政治轉型中,在處理去殖民化、治理和現代化這三個二戰后的最重大政治議題上,不只是標榜“為人民”,而是真正“為人民而行動”。就此而言,1957年至今的人民行動黨在為什么建黨,建設什么樣的政黨,秉持什么樣的政治理念,確定人民需要什么樣的行動,以及至關重要的,如何將美好的政治理念轉化為有效行動,避免陷入誤國空談,防止因務實、實用而目光短淺、渾渾噩噩、迷失方向等各個方面,的確堪稱“為人民而行動的黨”。
  這也許正是新加坡朝野大部分人滿懷體制自信的原因所在。過去,新加坡建國者曾豪邁地宣示:自從有了人民行動黨,新加坡的時間才開始了,新加坡的歷史才開始書寫。現在,新加坡政治家也自信地說,沒有人民行動黨,就沒有新加坡。對于未來,新加坡人也許有理由認為,沒有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不會淪喪,沒有人民行動黨的新加坡小邦依然不會落入君主制、僭主制、貴族制、寡頭制、民主制和暴民制的政體循環流變。
  “為人民而行動”就是一部過去為未來所立之法,在信守這一未來之法的50多年歷史中,人民行動黨探索形成的各種好的體制、制度、機制、政策,其適用范圍不僅僅局限于小城市共和國,也不僅僅只適用于大國的基層政治領域。只要行之有效,不厭其小。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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