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建筑的意義_中國政教傳統及其重建的現代意義

發布時間:2019-06-11 01:35:40 來源: 法律文本 點擊:

  [文章導讀]當前官員個體普遍缺乏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官民矛盾叢生,本文認為原因在于他們只知道政與刑,而不懂得德與禮。而傳統中國的儒家官僚制,雖然也不排斥刑罰,但更依靠政教(行政和教化)。官員始終受到一系列明確價值的陶冶、指引、訓導,政府內部始終具有一種向上的精神,治理活動不是僅僅強制民眾盲目服從國家權力,而是以法律政令、以官員自身的行為引導民眾向善,令民眾認同社會和政治秩序,并成為此秩序之維護者。因此,在當下意識形態感召力下降的時候,政教傳統也許有其可借鑒之處。
  當下的官員、官風、官德、官場文化等與官相關的一切,皆不能讓民眾滿意。略加觀察即可發現,根本原因在于,黨、政官員普遍缺乏積極向上的價值觀,而變成最徹底的物質主義者。
  這樣的官員只知道政與刑,而不知德、禮。因為沒有價值的支撐,他們迷信權力。實際上,因為缺乏價值的支撐,他們沒有自信。面對民眾,這樣的官員輕易地訴諸暴力。地方官已習慣運用各種粗暴手段“維穩”,并且花樣翻新。
  至于官員個體的敗壞,已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官員們瘋狂地貪賄、消費或者占有女色。更加引人注目的事實是,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正在崛起,但官員們卻在大量為家人辦理移民。這是近世以來其他大國崛起的過程中從來沒有過的現象。官員們其實也很清楚,沒有主流價值,就不可能有長期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這個社會也就沒有前景可言。
  在社會的另一端,與官員沒有共同價值的民眾,對于缺乏道德正當性的權力十分敏感。官員的社會形象持續敗壞。官員與社會之間的隔膜、甚至對立情緒越來越嚴重。
  對于一個政治共同體來說,上述種種傾向是危險的。官方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并采取措施,試圖予以矯正,比如,對官員進行意識形態教育。官方也強調,官員應當德、才兼備,并進行官德教育。但是,這種努力的效果不彰。
  那么,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建立一個具有自尊、也能贏得民眾尊重的官員隊伍?在新的文化政治背景下,以新的形態恢復中國歷史上曾經行之有效的政教傳統,或為一條正道。
  法家官僚制
  假設制度相同,官員有德與否,決定著政治之良窳。中國兩千余年政治史證明了這一命題。戰國開始,中國出現官僚政制,一路延續至今。今人對此一豐富的歷史多一概而論,如被奉為權威的王亞南之《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然而,中國的官僚政制實有兩個大不相同的傳統:秦制傳統與漢宋傳統,或曰法家官僚制與儒家官僚制。前者“以吏為師”,以刑治國;后者以儒生為官,儒家士大夫兼用德、禮、政、刑,而以教為政,從而形成中國政教傳統。此為中國兩千年政治積累之至為優良的經驗,值得今人深思。
  三代皆行封建。在封建的小型共同體中,君子權威來自自身之德行;共同體成員在禮的普遍約束下,禮是習慣法,同時約束君子和庶民。君子通過共同審議的方式治理公共事務,這就是政。僅在必要時強制執行禮,這就是刑。德、禮、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孔子時代,封建制開始崩潰,所謂禮崩樂壞是也。孔子見證了治理新模式之初步形成,乃提出著名的政治學命題: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政者,行政管理;刑者,施行刑罰。當時,季氏等強勢卿大夫傾向于迷信刑治,以刑殺治國。孔子對此予以批評。然而,孔子并不拒絕政與刑,而是說,僅此是不夠的。除了政與刑,還應當讓德與禮充分地發揮作用,且以此為本,以政、刑為輔。
  歷史暫時地沒有按照孔子的思想發展。季氏之類強勢卿大夫一路發展,成為戰國時代的國王。他們建立了王權制度。此一制度有兩大政治元素:擁有主權的國王和人數眾多的國民。國王為有效統治,乃不得不建立官僚制。國王的統治范圍很大,不得不建立郡縣制。
  最早建立這一制度的實為戰國初年的魏國,主導此一變法的乃是孔門子夏及其門人。商鞅將這套新制度帶入秦國,進行了更為徹底的變法。官僚制和郡縣制并非秦人建立,秦人貢獻僅在于,兼并六國之后將其整齊劃一地施行于天下。
  身處國際競爭中,各國國王急需之官僚無非四大類:兵家也即軍事專家,縱橫家也即外交專家,興利之臣也即財政專家,以及普通行政管理專家。這些官僚皆憑借其專業能力而享有職位,他們本身沒有什么特別的信仰和價值忠誠。
  這就是法家官僚制,構成官僚制之秦制傳統。秦制的基本統治原則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官僚奉行專業主義和政治中立原則,沒有自身的信仰和價值。可以說,戰國、尤其是秦制下的官僚制是十分現代的。官僚的唯一倫理就是嚴格執行皇帝政令,甘當國家機器。
  這樣的官僚制具有一個巨大優勢:效率。官僚們高效率地行政、執法,作為皇帝的代理嚴密地統治每一個庶民。然而,這種體制也具有巨大缺陷:第一,皇帝犯錯,官僚們也會不加反思地嚴格執行這個錯誤決策,即便造成巨大災難。第二,皇帝總是在犯錯誤,因為,在這種體制下只有行政,沒有政治:因為沒有自身的信仰和價值,也沒有社會代表性,故官僚們都是行政官僚,而不是政治家,不具有政治判斷與審議能力。第三,在這種體制下,民眾完全是被統治對象,而國家權力試圖全面統治每個人,故國家的統治成本極高。
  于是,秦制不二世而亡。漢初沿用秦制,很快又陷入困境。由此而有董仲舒--漢武帝之“更化”,廢除法家官僚制,建立儒家官僚制。
  儒家官僚制
  鑒于秦制之內在缺陷,漢儒之根本訴求是,漢家當進行“第二次立憲”,也即去秦制,建新制,從“馬上打天下”體制,轉變為“馬下治天下”體制。董仲舒的方案最為系統,見《天人三策》。第一策論述去秦制的必要性,第二策就提出改造官吏構成,他認為,當時的官僚完全任用政、刑,而沒有教化民眾之用心。另外,到董仲舒時代,漢立國已近七十年,官吏多為“官二代”、“富二代”,他們或有才能,而少有德行。故董仲舒建議,“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以儒家所守之五經教育士人。反過來,令各級官員“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吸納接受過儒家教育之士人進入政府。   受到漢武帝重用的公孫弘也提出了類似建議。漢武帝采納實施,由此,“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政府官員之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用錢穆先生的話說,此時出現了“士人政府”,這些官僚就是“儒家士大夫”。由此,法家官僚制轉型為儒家官僚制。
  這是一次相當根本的轉型。雖都在皇權制框架內,但兩者的結構和運作機制完全不同。關鍵在于,現在,官僚多為儒生,略通五經中一經或多經,而由社會和官府共同薦舉。儒家之學讓儒家士大夫具有明確的價值、信念,具有“行道于天下”的理想,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在不同官僚那里,這種價值忠誠的程度不等,但已足以與完全沒有任何價值忠誠的刑名吏區別開來。
  由此,儒家官僚具有了政治意識,更準確地說,他們具有政治主體性意識。他們認為,自己才是政治的主角,因為他們“志于道”。儒家經典描述了一整套社會治理理念,現在,他們借助權力,按照這套理念重構社會治理模式。簡言之,他們在既有的政、刑之治以外,導入了德、禮之治。
  近人基于膚淺的現代民主、法治理念,對德、禮之治不屑一顧,實則根本不了解其運作機理。探討德、禮之治,最簡單的辦法是考察“循吏”的作為。何謂循吏?《史記·循吏列傳》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索隱》:“謂本法循理之吏也”。《漢書·循吏傳》顏師古題注:“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參看兩傳所錄人物事跡可發現,“循”的主要意思是順事理、順人情。
  循吏治理郡縣,完全不同于秦制官僚,自成一套官僚行為模型,為后世歷代儒家官僚所普遍遵循:
  第一,為民興利,令民富庶。典型是南陽守召信臣:“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
  今人似乎都以為,儒家空談道德,而忽略經濟、財富問題。實際上,孔子對于治理之次第早就有十分清楚的說明: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斷然指出,治國、治民之道,當先富之而后教之。孟子也主張治國之要務在“制民之產”,令萬民解決溫飽。后世儒家官僚普遍奉行這一原則,為政一方,多致力于興修水利,鼓勵墾殖,為民興利,令民不饑不寒。在此基礎上,如孟子所說,“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第二,興辦文教,以養成君子。比如蜀郡守文翁治蜀:
  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余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
  儒家始終相信,社會治理的關鍵是在養成一批君子,分散于基層社會中,扮演基層社會之“現場治理者”角色,組織普通民眾生產和分配公共品。如此,基層社會才有優良治理可言。所以,歷代儒家官僚治理地方所采取之優先措施,始終是興辦文教,養成君子。
  第三,興起禮儀,化民成俗。韓延壽擔任潁川太守時的做法最為典型:
  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于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
  儒家相信,庶民普遍具有底線性質的道德意識和倫理,對于優良治理而言具有重大意義。只不過,這種倫理的養成無法依賴庶人之道德自覺,而須借助于君子、政府之教化,形成風俗。在良風美俗中,民眾將于不知不覺間形成合宜的行為模式。因此,歷代儒家官僚治民均致力于塑造良好風俗,以此塑造民眾之心靈和行為。
  第四,教化為主,慎用刑罰。還是上面已引用過的召信臣,于興利之余,
  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于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儒家官僚并不排斥刑罰,但是,儒家官僚絕不迷信刑罰,不以刑罰作為主要治理手段,而只是作為一種輔助性手段。這就是儒家與法家的根本區別所在。
  上面簡單描述的儒家官僚之治理模式,可用“政教”一詞來形容。政者,行政也;教者,教化也。儒家官僚之治理,政、教兼用而融為一體,以政為教,又以教為政。儒家官僚行使國家權力的過程帶有強烈的教化意味。治理活動不是強制民眾盲目地服從國家權力,而是以法律政令、以官員自身的行為引導民眾向善,令民眾認同社會和政治秩序,并成為此秩序之維護者,不論其對此是否自覺。為此,儒家官僚之為政也把文教置于至關重要的位置上,興起教育,獎掖善行,養成風俗。儒家官僚雖為國家官僚,實在相當程度上扮演老師、師儒之角色。
  這樣的儒家官僚制在人類治理經驗中可謂獨樹一幟。秦制排斥德行,完全訴諸官僚的專業知識,官吏們以暴力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在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歐洲基督教世界,不存在系統的官僚體系。16世紀之后的歐洲,政教分離,國王建立官僚體系,但這種官僚體系類似于秦制下的官僚制。區別僅在于,歐洲的官僚未能壟斷全部治理權威,因為教會占有教化權,國王領導的官僚體系只擁有世俗的國家權力。
  儒家官僚則同時享有國家權力和道德、知識權威,在整個社會治理結構中,儒家官僚不純粹屬于國家,而橫跨于國家、社會之間。由此,儒家官僚所支持的國家的性質也相當特別。
  健全的國家一定內嵌教化機制。任何永續維持的國家都需要教化,且須借助一個全覆蓋的體系進行教化,以將共同價值傳遞給每個人,以此塑造共同體感。這是社會和政治秩序穩定、乃至于維持共同體存在本身的前提。相當重要的一點是,政府官員本身也需要教化,從而具備基本價值。
  在基督教、伊斯蘭世界,此一全覆蓋的教化體系是成建制的教會,即便官員也多為宗教信徒。儒家沒有這樣的教會,則由政府代行儒家價值之教化功能,就是十分必要的。   至關重要的是,這樣的憲制安排與現代政治之“政教分離”原則之間,沒有任何沖突。很多人說儒家式國家是“政教合一”體制。如果人們使用的是西方基督教意義上的宗教或教會概念,這種說法就是不正確的。因為,儒家本非宗教,它沒有神靈。個體的儒生完全可以崇拜各種神靈,也可以是佛教徒、基督教徒。儒家當然具有宗教意味,但在社會治理場域中,儒家就是德之教,禮之教,就是君子之教。因為這一特點,在中國歷史上,政府完全可以教化儒家價值。中國的政府之活動,實為“政教”,其承載主體就是橫跨政府、社會之間的儒家士大夫。
  這正是中國傳統憲制最具智慧之處,可惜,這一點被今人完全忽視,或以西方概念誤解。人們望文生義,用西方旨在安頓成建制的教會之政教分離原則,反對儒家式國家理念,反對儒家之復興,反對政府與儒家之親近。
  可以說,在儒家官僚制下,道在政中,道在術上。相對于權力的盲目,儒家把理性帶入政府;相對于權力的現實,儒家也把理想的激情帶入政府。因此,政府始終受到一系列明確的價值之指引、控制,政府內部始終具有一種向上的精神。歷朝幾乎都有變法,都有“中興”。凡此種種,皆源于儒家官僚內在具有的道德理想主義精神。
  官、民之價值虛無
  從20世紀初,清廷實施新政,有兩件事情同時發生。
  第一,傳統教育體系被一步一步廢除,最終完全代之以西方引入的技術性知識教育體系。儒家教育傳統就此中斷,又沒有——也不可能——引入西方的人文教育課程。結果,中國現代教育體系基本上沒有人文養成能力,僅僅傳授現代技術性知識。
  第二,建立現代官制。現代政府所管理的事務范圍急劇擴張,出現諸多專業管理部門。政府規模迅速膨脹,且迅速專業化。由此,在傳統政府結構中微不足道的胥吏,發展成為專業化公務員,他們普遍接受了上述現代教育體系傳授之技術性知識教育,而未經過人文養成。
  由此,儒家政教傳統瓦解。不過,幾乎與此同時,興起了現代的“意識形態政教”。同樣是在現代教育體系中,涌現出了另外一類人物:知識分子,他們負責生產和傳播現代意識形態。現代政黨、政府以這種意識形態替代傳統的儒家信仰、信念,以權力進行廣泛的宣傳,塑造信徒,形成了新政教:“意識形態政教”。20世紀中期,它達到完備狀態。
  意識形態自有一整套具有道德感召力的價值、信念,比如它有革命的道德理想主義,鼓勵人們為了長遠的道德和政治目標犧牲自己的個性和眼前利益。黨政干部既是國家官員,更是觀念的宣傳者。政治的運作也是以教為政,以政為教。也就是說,20世紀這種意識形態政治與儒家官僚制之間有某種同構。這種政教動員起人們的奉獻精神,讓所有人的精神處在緊張狀態。這是國家能夠保持高度動員能力的基礎。
  但意識形態政教與儒家政教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意識形態倡導的道德過于高調,比如具有強烈的禁欲主義色彩,而儒家只是要求節制欲望而已。因此,即便是黨政干部自己,也只能在短時間內保持高調道德之緊張狀態,而不能維持太長時間。一般民眾更是如此。也就是說,意識形態松懈乃是意識形態政教體制中無法阻止的內在趨勢。為了保持高強度道德與政治動員而頻繁發動的思想、政治運動,也不能阻止這一大勢。
  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來,官方意識形態本身也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它放棄了永恒幸福的期許和承諾,而轉變成為實現短期物質性目標的政策之抽象概括。這樣的意識形態太務實了,以至于基本喪失了其原來具有的價值啟示與道德感召力。
  由此,意識形態政教體系崩壞。干部群體的社會角色發生了相當重大的變化: “干部”蛻變成了“官員”。干部是意識形態政教體系中的螺絲釘。一旦意識形態松動,干部也就逐漸放棄了意識形態教化職能,而喪失了革命道德的權威。以前,他們主要是憑借這個權威而對民眾擁有動員能力的,現在,他們不再有傳教者的身份了,不過是國家機器中的官員而已。于是,他們對于民眾的優勢,僅在于他們所掌握的權力。
  由此,干部的政治價值觀念發展成為官員的政治價值觀念。干部忠于意識形態,為意識形態所感召,而承擔自己的責任。這個責任具有相當程度的神圣性。現在,這種神圣性消散了。官員承擔自己的職責,不是基于對永恒幸福前景的向往,不再基于道德理想,而僅僅因為,這是他的工作。既然從上級那里獲得權力,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是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好策略。
  隨著干部政治觀念的蛻變,干--群關系演變成為官--民關系。共同的革命道德理想把干部與群眾連結為一個共同體,干部、群眾都認為雙方在共同追求一個偉大理想,基于干部的意識形態權威,群眾服從干部——經常也會與干部據理力爭,因為大家是追求同一理想的伙伴。干群之間有一種伙伴感。官、民關系則與此不同。現在,雙方已沒有共享的價值和理想,每個人眼里只有利益。而利益一定是個別的、分立的:每個人只看到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官員的權力和民眾的權利都是單方面的、不可為對方分享的利益。于是,官民之間的分立、隔閡乃至對立,頻繁的沖突,就是不可避免的。
  總結一下:中國的官僚制在經歷了儒家官僚制、意識形態官僚制之后,再度退回到法家官僚制。當今時代的官員確實普遍接受過較高程度的教育,但當今中國的教育體系本身存在嚴重問題,缺乏人文化課程。因此,官員們確實有才,但缺乏價值、信念,缺乏道德觀念和倫理意識。也就是說,當代官員處于價值真空狀態,官員的政績考核也完全看其專業能力。對地方官來說,這種專業能力主要體現在經濟增長方面,它反而推動了官員的“物化”,但這種物化卻能從意識形態那里還獲得正當性。
  最為嚴重的問題在于,意識形態松動以及政策化,也即喪失道德感召力、官員群體徹底物質化之后,整個社會也就喪失了教化體系。
  儒家士大夫創造并維系之政教國家實現優良治理之秘密在于,政府行使教化之權,建立和維系一個全覆蓋的教化體系。其核心制度包括,政府建立和維持儒家教育體系;政府官員也鼓勵、支持儒家士人在民間興辦各種層次的儒家教育體系。以儒家經典為本的察舉制、科舉制則直接連結教育與權力為一體,樹立起整個精英群體對儒家價值之認同。政府官員在施政過程中也同時扮演“師儒”角色,通過發布條教、獎掖德行等手段,廣泛地施行社會教化。官員也承認儒家式社會自治組織,比如宗族享有一定的社會治理權,并協助其行使權威。這個全覆蓋的教化體系貫通于國家、社會之間,具有廣泛的覆蓋面和教化力量,又有足夠靈活性、適應性。   20世紀上半期,此一傳統的政教國家體系開始崩解。僅僅因為人口變動的滯后,中國社會才勉強保有一定的教化——人們所羨慕的“民國范兒”,基本上不能歸功于當時的正規教育體系,而應歸功于接受過儒家教育的中老年人對于中國固有價值的自然傳承。隨后20世紀中期,意識形態動員體系覆蓋所有人,它高強度地對國人進行意識形態教化。一旦這個意識形態教化體系松動,教化體系匱乏的問題就凸現出來。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是,精英群體是粗鄙的,商人群體、官員群體、乃至知識分子群體無不如此。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底層民眾的精神狀態反而要好一些。對此現象的唯一恰當解釋是,國家在教化方面是失敗的:受國家影響較少的底層社會尚不自覺地保留著傳統教化之殘余,本應直接由國家教化的精英則根本沒有任何教化,因而,他們以一種觸目驚心的方式和速度敗壞。
  沒有教化,則沒有穩定的共同價值,而這是文明和政治共同體連結為一體的最重要紐帶。沒有這個紐帶,共同體就沒有凝聚力,沒有穩定的社會與政治秩序。中國社會、政治的深層次潛在危機正在于此。
  可以說,在當代中國,官與民同時處在價值虛無狀態。這是當代中國最為嚴重的問題。在任何方面,中國要想變得好一點點,比如讓市場秩序好一點點,也必須首先致力于重建教化體系:教化官員,教化民眾。
  恢復政教傳統
  重建教化之道,在恢復中國政教傳統,將儒家所守護的中國核心價值灌注于憲制之中,同時教化包括官員在內的精英群體和普通國民,以重建共同體的價值共識,同時樹立政治的道德責任感、行政倫理,與國民的道德與公共倫理意識,通過文化建設推動政治之趨善與秩序之穩定。
  恢復政教傳統的一般性做法是,在各級學校中系統開設儒家經典誦讀、研讀課程。在這方面,臺灣提供了一些成功經驗。具體做法是,對語文課和思想政治課進行結構性改造,刪削一些內容,為較為系統地誦讀、研讀經典騰出時間。如此安排,可以達到人文養成之效果,不僅可以養成青少年之德行與文明自覺,甚至可以大幅度提高青少年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
  當然,即便現在進行教育變革,其效應傳遞到政府中也需要十年時間,為此,目前需要針對已為成年人的精英群體建立補課性質的教化體系。具體方案可以是,在各級黨校、行政學院,在各個商學院、法學院開設較為系統的儒家經典研讀課程。
  這種教育可以養成官德。目前,執政黨和政府都相當重視官員官德問題,強調德才兼備,為此,開展各種思想教育課程。但回想一下古代,可曾有過專門的官德教育?沒有。因為不需要。儒家經典就是君子養成教本,其中既教導士人以治理之知識,更教導士人以德行的綱目,乃至養成德行的功夫。較為系統地誦讀、研讀儒家經典,就可以十分有效地養成德行。至關重要的是,相對于目前官德教育課程之乏味、單調,面目可憎,這些經典經歷時間的淘洗,散發出智慧之光,具有誘人的文化魅力,因而官員們更容易接受。
  還應當強調一點,這種經典誦讀不僅可以養成政府官員以政治責任感、政治與行政倫理,更可以教導官員以華夏--中國治理之道。
  華夏治理之道在五經之中,過去四千多年連續的中國政治文明史就是中國人實踐此道之歷史,在此歷史過程中,中國人積累了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為豐富的創制立法與社會治理之經驗與智慧。20世紀以來,中國人致力于建立現代政治結構與秩序,為此而較多地用心于向外部世界學習政治理念與制度,這當然是必要的。但忽視自身政治傳統,則是一個嚴重失誤。
  經典教育可以引導官員進入華夏治理之道的理念和經驗之豐富世界中,而形成健全的治理理念,比如,在政、法之外,認識到德、禮的重要性,認識到以刑弼教,也即以法律輔助倫理自治,對于治理中國這樣的超大規模共同體的基礎性意義。這樣的治理理念是古老的,但略加考察就會發現,它也完全是現代的。有這樣的治理理念,官員或有可能打破對自身掌握的國家權力的迷信,相信教化的重要性,政教傳統或有可能恢復,中國的現代社會治理或將重回中國文明脈絡之中,而獲得文化與歷史的正當性。
  總之,對官員群體進行儒家經典教育,在現代環境中重建中國政教治理模式,乃是解決當代中國所面臨的諸多文化與政治難題的良方。至關重要的是,實際上,包括官員在內的精英群體中已經自發而強烈地表達出回歸傳統的顯著共識,各類國學課程在商學院、行政學院備受歡迎。現在決策層需要做的是順勢而為,建立儒家經典誦讀、研讀之制度,打開中國文明與政治同時實現“更化”之坦途。
  (作者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科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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