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貴子弟更易犯法嗎】北京四中權貴子弟

發布時間:2019-04-17 01:50:53 來源: 法律文本 點擊:

  李雙江之子再次涉案的消息幾天來一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眾說紛紜。不少人都認為其子的行為和李雙江的顯赫身份脫不了干系——權貴子弟才如此橫行霸道。但是,也有很多聲音是,不能因為他爸是李雙江就把問題特殊化,李某再次犯罪和權貴不權貴沒什么關系,來自普通家庭的問題孩子一樣非常多。
  那么,該如何看待呢?權貴富豪子弟違法犯罪越來越多
  2009年,由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主辦的《青少年犯罪研究》專門為“富二代犯罪”開辟了一個專題。那一年,“杭州富二代胡斌飆車案”廣受關注,也引發社會對富二代犯案的持續探討。兩年后,該刊與時俱進,又策劃了一個關于“官二代犯罪”的專題,因為“我爸是李剛”發生了。
  在普通網民這幾年的記憶中,各種關于社會“上層”的二代違法犯罪的轟動事件不少,比如“合肥官二代毀少女容貌”、“靖江公安局副政委之子持刀砍人”、“山西太原前公安局長之子襲警”,可是這又和學界關于社會底層的青少年更易犯罪的數據不符。
  有不少人覺得權貴富豪二代被“污名化”。因為反差大、關注多,媒體報道得多,所以人們才有這樣的印象。而一些學者也表示自己手頭的數據顯示,貧二代或者社會底層的青少年才是違法犯罪的主體。由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所發表的《2010年我國未成年犯抽樣調查分析報告》就披露,抽樣的未成年犯的家庭條件較差,有近60%的未成年犯居住在鄉村,家庭經濟為中下水平居多。
  在國際上,一般也都認為窮人的孩子更容易犯罪。2011年出版的《牛津少年犯罪和司法指南》里也提到,社會經濟地位比較低的家庭里,青少年違法犯罪要比其它階層的同齡人多不少。
  對權貴富豪子弟違法犯罪的研究嚴重滯后
  普通人對權貴富豪子弟犯罪的認知其實不光來自幾個典型事件,可能為數不少來自自己的生活經驗或者感知。比如,有學者在某高職學校進行了抽樣調查,收回來的603份問卷中,80.4%的學生認為富二代對社會有惡劣影響。事實上,在社會分層中,權貴富豪畢竟是少數,大部分人還是社會中下層,所以要在絕對數量上比,權貴富豪子弟的犯罪人數肯定遠遠少于后者的。另外,學者們所觀察統計到的可能不是真實數據。
  就算國外也這樣。比如在1973年的時候,著名犯罪社會學家錢伯里斯追蹤了兩組青少年長達兩年之久,一組由社會中上層構成,另一組自然是底層。結果他發現,兩組的違法犯罪率其實很接近。只是中上層青少年穿得體面,開著好車,給人“好孩子”的印象,很難被懷疑。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上一輩的庇護。舉個例子說,美國是世界上最早設立少年法庭的國家,而一本回顧美國少年犯罪司法制度的書籍就顯示,在19世紀,富人家的孩子犯罪后可以不用進少年法庭,取而代之的是用錢來“買”較輕的懲罰,可窮人家的孩子連“買”的資格都沒有。
  權貴富豪子弟犯罪更有危害性
  國內外的研究都發現,不管是草根還是權貴,大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都是沖動型的,有預謀的占的比例很小。然而熱血上頭的權貴富豪子弟可能和別人的犯罪特點不一樣。
  《我國8省市青少年違法犯罪狀況調查報告》調查了3427位違法犯罪的青少年,發現本地未成年犯(基本為城市青少年)犯暴力型犯罪的比例比流動人口高,比如故意傷害、強奸、殺人等。另一方面,外來未成年人犯下偷盜等侵財性犯罪的幾率要比本地人高。從中可以看出,家庭經濟社會地位高的未成年人更傾向一些侵犯人身權利而不是財產權利的暴力犯罪。最重要的是,因為青少年犯罪一般都是沖動型的,往往不計后果,程度也就嚴重。相關研究也認為,家境優越的未成年人犯罪更追求娛樂、刺激,相反,家境差的未成年人可能謀財動機更多,又或者因心理不平衡而報復。(參見周羚敏《富二代和窮二代犯罪的內涵、界定及分析工具》)
  另外,在一般違法行為中,城市本地青少年吸毒、聚眾斗毆、賣淫嫖娼和賭博的幾率都要比外來流動人口高。而一個對加拿大小留學生的調查也顯示,缺少了父母在身邊督促后,中國小留學生吸毒、逃學、濫交的比例很高。
  所以,學刊《青少年犯罪研究》才會呼吁學界不要滯后,更不要因為統計率低就認為這是個偽命題。一方面可能是虛低,另一方面嚴重程度可能更高。“白領犯罪”(即受人尊敬并有很高社會地位的人在其職業活動中進行的犯罪)就是很好的例子。1949年,美國犯罪學家薩瑟蘭出版了《白領犯罪》一書。這部犯罪學經典著作首次提出了白領犯罪的命題,將犯罪學的視角投向了擁有較高的社會和經濟地位的人群,扭轉了傳統犯罪學認為犯罪是貧窮者專利的偏見,被譽為犯罪學上的偉大進步。
  “二代”們走上歪路可能性不小
  孩子的是非觀當然不是天生的。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父母的教育。像是美國公共衛生局編撰的《青少年暴力報告》一書在分析家庭影響時就特別提到,父母要給孩子有理有據、始終一致的準則,告訴他們什么是對、什么是錯。否則孩子就會認為那些不好的行為是可接受的。
  之所以貧窮被認為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大誘因,不在于窮本身,而是一般貧窮家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低,既不懂得也可能疏于教育孩子。可換到中國的權貴富豪家庭,道理可能也一樣的,是非觀可能比普通家庭更難培養:
  首先,孩子可能從小就對金錢和權力的“力量”耳濡目染,認為權勢錢財可以搞定一切。這樣能有什么好的是非觀呢?更談不上對法律的敬畏。
  其次,就有兩個因由,一是權貴富豪家庭的孩子可能比其他同齡人更被溺愛得不行,像是李雙江對孩子那樣。更為重要的是,在一個公權力約束性弱又拜金的社會,即使父母不溺愛,周圍人也可能種種忍讓、寵溺。慣壞孩子;二是這個孩子也可能在物質上是滿足的,心靈上卻是被大人忽視的——有媒體就稱他們是“精神上的留守兒童”。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從90年代開始,日本未成年人犯罪率一度飆高。而日本的犯罪心理學家通過研究發現,這些孩子基本上都不窮,相反,他們在物質上是富足的,但是心靈上卻感覺自己是被忽視被遺棄的。所以一些孩子犯罪是為了引起大人的關心,證明自己的“存在感”。并且,溺愛和忽視很多時候還是并存的。   當然,外因不可小視。不同的對中國未成年人犯罪的調查都顯示,共同犯罪占了絕大多數,大量的孩子因為“義氣”等因素違法犯罪。而同一階層的孩子一般也多跟這個階層的孩子玩,價值觀也在相互影響。像是李雙江的兒子,兩次涉案都是跟同伴在一起。
  探討權貴或者富豪子弟的犯罪問題并不是在貼什么標簽。當一個現象屢屢出現且引發極大社會負面效應時,確實有必要好好思考。這個群體在人數上的確不占優,可一旦引爆問題,卻負能量巨大。而良好的教育方式其實也是各個父母都需要學習的。
  錢權成為“二代”們的通行證?
  經歷了杭州狂奔的“七十碼”、“我爸是李剛”以及藥家鑫的“激情殺人”,再到李天一案,我們在憤慨的同時也有了一種別樣的淡定:他是“富二代”、“官二代”。
  在中國,一提到“官二代”、“富二代”,總是給人以不好的聯想,因為他們經常與一些極端的社會事件聯系起來。這些“二代”們,享受著父輩的財富或者權力,他們往往過得比一般人好,比一般人更肆無忌憚,因為他們有著強有力的家庭港灣,即使他們在外面的世界掀起滔天巨浪,在家的呵護下,依然能風平浪靜地生活。或許在他們的觀念里沒有錢權解決不了的問題。
  自身富貴顯達,希求蔭及子孫,是中國千年固有的舊觀念,卻也是人之常情,誰不希望自己的子孫生活幸福?但可惜皇天不肯從人愿,在護佑下長大的子女,難得出現有能光宗耀祖者,俗話有言,窮不過三代,富也不過三代。父母的權勢、家庭的財富,在無形中轉變為了“二代”們的資本,而這些資本把“二代”們慣壞了,使他們更容易在成長過程中變質。一些“二代”秉著“前人種樹,后人乘涼”的原則,在祖輩、父輩種下的大樹的蔭庇下,胡作非為,淪為社會渣滓。因為“大樹底下好乘涼”啊,靠著大樹,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違法犯罪,也能躲避正義的陽光。這種想法一日一日地積累下來、膨脹下去,終有一天在他們看來,殺人也不過是一件小事而已。
  但靠著大樹的“二代”也不能總是享受到乘涼的福利,也有可能在雷雨天被雷劈到的危險。而且就算樹再大,枝枝葉葉中總有空隙讓陽光透射下來,依靠大樹蔭庇的人,總還會有“見光死”的時候。父輩的錢權成為“二代”們犯罪的資本,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不該!
  越不公正的社會,越不可能寬容
  各大網站關于這次事件的網友留言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槍斃”的呼聲往往頂到最高,當然,“槍斃”二字或許有情緒化的成分,但嚴肅地希望其被判15年以上甚至該化學閹割的網友非常多。在話題“你認為應該怎么處理李某”的調查中,認為該偏重教育的只有16%,認為該“偏重懲罰”的多達84%。
  為何人們要主張對一個16歲的孩子進行嚴懲?或者,更進一步說,凡是出現一些嚴重違背公平正義、嚴重違背道德法律的案件,如藥家鑫案、李昌奎案、虐童女教師顏艷紅案時,國人必討伐聲四起,必重懲而后快?在往期的調查中,高達98%的網友認同“殺人償命”,同樣,也有98%的網友贊成官員貪污50萬就可以殺。為何網友們都傾向于這么一種“重刑主義”?
  其實也很好理解,歷史上從未經歷過“啟蒙運動”洗禮的國人,絕大多數網民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主義者,其對法律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對社會案件的評判標準仍然是內心深處的樸素的公平正義觀:一個15歲的“富二代”“軍二代”,從小飛揚跋扈,赤裸裸地炫耀名車,數十次無證駕駛不受懲罰,帶著“沖鋒槍”毆打他人,社會已經懲戒過他一次,出來不到半年,又涉嫌犯下輪奸這種可怕的罪行。就算他年齡再小,也不會有多少人對其進行“寬容”。
  美國右翼學者諾齊克在談論“社會正義”時,曾提出過著名的三原則。他認為,只要一個社會能滿足“獲取的正義”(獲得財富不損害他人利益)、“轉讓的正義”(自愿轉讓財富)、“矯正的正義”(國家保證獲取和轉讓的財富合乎正義),那么這個社會就算符合“公平和正義”。換句話說,如果所有者第一桶金的來源是清白的,其后財產的增加又都是嚴格依據轉讓正義而進行的,那么即使他最終富可敵國,這個持有過程和結果也是公正的。
  在種種關于“正義”的看法中,大部分的左翼思想家對于“正義”的標準,要求要高得多,例如要對財富進行稅收調節、二次分配等等,諾齊克的正義三原則可以說是標準最低的一種。如果一個社會連這三原則也達不到,權貴利用各種手段輕易暴富而又不受懲處,這個社會的不公不義就非常嚴重了。越是這種情況,民眾就越是在乎樸素的公平正義觀,就越是不可能寬容。
  要管好權貴子弟,更要管好權貴者自己
  “惹出事來老子反正會出面擺平。”網民認為,正是因為父母一次次替子女“擦屁股”、請求社會寬容,更助長了“二代”們什么事都“無所謂”的心態,最后形成“爹媽罩我去戰斗”的惡性循環。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喻國明告訴記者,由于社會階層的固化、各階層間無法突破階層的約束,使得“拼爹”現象成為一種必須得到重視的時代病,而在“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的社會環境下,出生于明星家庭的孩子從小便擁有各種優厚的條件,也助長了這些孩子的優越感。
  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看來,因為對“二代”教育的缺陷,導致了這些年輕人屢屢做出“坑爹”行為。“讀書在私立學校、出入有專車接送,衣食無憂,因為家庭的優勢讓這些孩子從小就形成高人一頭的潛意識,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
  “同時,在與父母和父母周圍的人的接觸中,過早接觸到不良社會風氣、生活習慣,”夏學鑾說,“在這種有缺陷的教育下,這些孩子很容易形成脫離集體和社會、不受約束的性格,最終演變成高高在上的特權思想,以及對社會規則的漠視。”
  專家指出,解決這種現象,要打破階層的束縛,形成各階層間的良性流動,讓這些“星二代”們與普通孩子一樣,需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奮斗獲得收獲。
  另外,“二代”的無法無天意味著部分官員特權心理急速滋長,社會公平正義受到挑戰。每一個“二代”的無法無天,背后都有著“官一代”的權力撐腰。打群眾也好,打警察也好,打了能夠擺平;考公務員也好,當官從政也好,無論是考試,或是任命,一切皆大歡喜。所有的一切,都在以社會的公平正義為代價,折磨的是人心。
  只有規范和約束權力使用,管住公權力,才能關起“官二代”恣意叫囂的嘴,某些公權力才不至于肆無忌憚,某些手握權柄者才不會特權發酵,才能遏制住“拼爹”、“拼叔”的苗頭。
  (綜合摘編自《勞動者報》《廣州日報》《現代快報)《北京青年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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