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及其信仰轉型】中國2018政治體制改革

發布時間:2019-06-11 01:35:35 來源: 案例分析 點擊:

  [文章導讀]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信仰圍繞于權力和意識形態展開,呈現為高度政治化的樣態。而始于1980年代的信仰危機,則代表了權力伴隨經濟發展而消解了自身神圣性帶來的危機。迄今為止,“主義信仰”的革命黨信仰尚未向執政黨的信仰模式轉型。李向平先生認為,必須從以意識形態信仰為基礎,向以憲法為合法性基礎,以信仰為社會公共資源而非權力合法性證明資源轉變。這是中國未來改革的重大課題。
  “信仰”——已經成為一個中國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信仰危機問題如影隨形。它始于1980年代,始終像一個幽靈,徘徊在當代中國人的頭上。特別是伴隨中國經濟的巨大發展與社會變遷的深層表現,利益分化、共識斷裂的現象格外嚴峻。因此,在這樣一個利益分化、卻又要求深化改革的時代,信仰概念呈現為一個非常多元的概念,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文化信仰、國家信仰與此同時,面對當下以及未來十年中國發展道路的討論,有關信仰的中國問題也得到格外關注。
  成為問題的中國信仰
  “信仰”概念,是當前中國社會使用最廣泛,同時也是最有歧義的詞匯之一 。因此,人們在批評社會現象、深入改革之時,常從信仰層面著眼,以至于把其他社會問題與信仰關聯。于是,當代社會輿論出現了與此緊密相關的三種現象:第一種是始于1980年代的信仰危機論,其次是議論多年的信仰缺失論,再次是近年呈現的信仰無用論。
  信仰危機論,肇始于對“文革”時代信仰作為一種權力工具現象的反思,其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中國雖有被稱為“信仰”的政治教義,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進而導致信仰現象的高度政治化。于是,當這種神圣教義與社會真實經驗相互抵牾之時,信仰危機就不可避免。它以人活著有什么意義的問題為基點,對改革開放、社會變遷以及經濟發展提出了一個普遍性的價值要求,即一個開放公正的社會須以信仰為基礎,社會經濟的發展須與信仰的構建同步。
  信仰缺失論,基于一種懷疑主義。它不僅是懷疑現實世界中那些固有的價值觀念,而且還根本懷疑人類是否真能擁有長久和普遍的價值,懷疑那些充滿了功利主義的信仰形式,最后把這種懷疑歸因于信仰的根本不存在,同時也要求去建構一種新的信仰。一般是基于具有終極性而神圣性特征的宗教信仰判斷,認為那種具有穩定而制度化的宗教信仰體系,方能給人以智慧、構成心靈上的撫慰,特別是能夠基于宗教信仰,進而構成一個社會的普遍價值規范,基于信仰抽象,建構為一個社會準則。
  信仰無用論,則是集中于對信仰之功利性或私人性的批評,認為那種以求神為依歸的信仰方式,總是以“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信仰方式,局限于個人的現實利益欲求,在神人之間進行象征性的利益交換。就當前中國信仰的社會現狀而言,這種功利性信仰訴求遭致的批評最為嚴重。中國人目前不缺信仰,各種信仰形形色色、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但這些信仰太缺乏社會認同,太私己、太個人化了,所以,即便有信仰,卻無法構成對社會人群普遍性的價值約束,為此,有信仰的,實際上等同于沒有信仰。
  如此三類信仰評論,事關中國信仰現狀與復雜多變的信仰關系。無論是危機論,還是缺失論或無用論,實際上都是“信仰焦慮”綜合征,表面上,學界與社會都在議論,中國雖有被稱為“信仰”的政治教義,同時還有五類宗教信仰與形形色色的民間信仰,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
  中國信仰之所以會呈現如此復雜混亂的現象,一方面,是因為中國語境之中的“信仰”具有歧義,各種定義甚至相互沖突;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經濟發展超前、體制改革滯后所導致人們對信仰規范的強烈期待,進而使信仰成為改革開放以及未來十年中國深度改革的重大問題。
  信仰危機是權力信仰的危機
  “在處理信仰問題上,中國人不似西方人,一定要把信仰置于宗教的范疇,把信仰視為對神的信仰,或者是以對神的信仰為中心,反而是把信仰作為生活之方法與智慧;既有對神的信仰,亦有人本信仰。這是因為,中國人對待文化、信仰,本不出自本體論、神圣目的論的進路,而是一種方法論”。
  所以,中國的宗教和信仰往往不是單純的宗教和信仰,它們常常被鑲嵌在權力與秩序之中,而難以得到一種純粹的呈現形式。依人依事,具體處理神人關系、神圣與世俗之間的關系,在這些關系之中,中國信仰構成了這樣一種特點,它“并不確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結構,以制度形式來表達人與神圣意志的交通,傾向于神人交往、日常實踐、權力認同等形式來反復加強對某些權力神圣意志的確認和信仰”。 因此,處于社會變遷與結構轉型中的中國信仰,如果要實現相應的變遷與重建,就不僅僅是單純的信仰問題,而具有更加復雜的社會權力內涵。也正是因為30年來權力與社會秩序的變遷與改革,中國信仰問題才呈現了當下的多重面向和多元視野。
  中國社會具有一個信仰中心,類似于“帝國隱喻”,甚至能夠建構一種“象征權力”或“符號權力”,這使信仰對象能夠神圣化,同時也囊括了所有中國人、中國宗教的信仰功能。無論是佛教、道教,還是后來的基督教等等,雖然具有不同的信仰體系,但在這些信仰現象的背后,它們大多能夠匯總到這樣一個信仰中心的結構之中,并以此信仰中心為圓點,并與國家權力緊密整合,依賴權力制度,而具有了國家、民族的意識形態信仰特征。因此,中國人的信仰實踐方式,常常是以此信仰中心作為一個連結方式,通過象征或符號權力等中介,在國家治理、意識形態、社會交往關系、人際倫理之中,建構起社會變遷、權力建構,甚至是利益交往、社會共識的多重關系。
  在中國人的信仰實踐與信仰認同過程中,參與建構的往往有權力、意識形態、道德倫理、身份利益等諸多因素,潛在地分離出不同層面的信仰及其認同方式。為此,中國人的信仰構成,還表現為中國信仰的多重結構:官方信仰、學者信仰、宗教信仰、民間信仰、家族信仰等等。這多重信仰關系,彼此貫通而又相對獨立,甚至上下沖突,前后脫節,很難用一個簡單的判斷來概括中國人的信仰特征。不同的信仰,關鍵是在于其不同的建構過程;而在此建構過程之中,信仰建構中得以滲透進來的各種因素諸如權力、利益、身份、族群等,也同時會借助于信仰的建構而成為信仰的內涵。由此觀之,那種始于1980年代的信仰危機現象,實際上就是一種以象征權力作為信仰對象的危機,是這種信仰面對經濟發展而消解了自身的神圣性所帶來的危機,甚至是以經濟發展替代了信仰,進而以為經濟發展就是信仰本身。正是因為這種象征權力導致的危機,才成為普遍性的中國問題乃至整個社會的信仰危機。而這種象征權力的信仰,則曾經是改革開放前總體社會的神圣化與合法性結構。   所以,信仰曾經是權力的象征建構,那么,信仰危機就是象征權力建構過程的中斷,以及這種建構能力的危機。在中國語境中討論信仰問題,唯有進入信仰的建構及其實踐過程,才能抓住信仰問題的實質,以“信仰問題”為核心,展開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以及中國改革之深化。
  當代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正面臨一個巨大的再轉型、再變遷。國家權力、經濟發展、社會運作等模式,均須一個更深入的改革與開放。在此背景之下,不同社會力量都在尋找各種思想資源,以論證自身的改革話語——有向中國傳統尋找思想資源的,一些人訴諸于毛澤東時代的“新民主主義”,另一些人訴諸于傳統的“儒家憲政主義”;向西方尋求思想資源的群體則更多,包括民主派、經濟自由主義者、新左派、民族主義等等,不一而足。所有這些充滿價值觀的思想流派所強調的,都是中國的改革應當向哪個方向進行。這些話語的建構,表面上似乎都不在討論信仰問題,但均與中國信仰緊密相關。因為,信仰重建能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神圣化的象征權力。
  面對如此現狀,信仰問題既關乎個人的精神關懷、社會運行的價值規范,同時也是政治改革、深度開放的基本內涵,不得不呈現如此復雜的格局。從此層面而言,信仰危機現象事關國家建設與中國認同,早已是中國未來體制改革的重大問題,不可一再忽視。
  權力信仰矛盾與改革瓶頸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被看作是一個依憑意識形態信仰整合起來的社會,主要依據主要領導人對一個社會應該是什么的政治認知即意識形態而組織起來,并通過如城鄉二元體制、單位與戶口制度、無數政治團體以及強大的行政權力來實現這一整合。一個高度行政化、政治化的社會,與計劃經濟一起,使意識形態及其信仰顯得格外重要,并由此在中國社會中創造出新的象征權力與符號權力,進而完成土地改革、集體化、工商業國有化等一系列政治任務。
  然而,當代中國30多年的經濟發展,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利益主體,這就使人們對政治的信念、對政府權力的信任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特別是“隨著意識形態首要性的消蝕,許多黨政干部開始形成各種各樣的思想,包括物質主義、舊左派和新左派、西方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甚至宗教信仰。更嚴重的是黨員干部的腐敗。以往黨政干部的政治忠誠是衡量他們政治業績的最重要標準,現在金錢已經替代了政治忠誠”。 這些現象都在提示這樣一個重大問題:政府在成為經濟利益主體的時候,是否還能夠繼續成為意識形態信仰的象征主體?這就是當代中國信仰或者是主導、制約中國信仰的根本性問題。它說明了,在繼續強調政治意識形態主導性地位的同時,如何把社會制度的改革與完善,從以意識形態信仰為政治基礎,轉變為以憲法為權力合法性基礎、以信仰為社會公共資源而非權力的合法性證明資源。這就是當前中國體制改革、民主、憲政建設的重大動力問題。
  可以說,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一旦成為國家權力繼續存在的主要方式之后,就不可能再度回歸到由意識形態信仰建構起來的社會秩序之中了。這就是構成肇始于1980年代以來信仰危機的逐步發生,以及漸漸強烈的政治社會學內涵。
  從某種程度上說,1949年以來毛澤東的政治遺產,是建立了一個列寧式政黨,讓一個列寧式的政黨國家能夠運作、發展起來。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很大程度上,非常充分地利用儒家意識形態建構國家的方式,并使用一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政黨建構國家機構,進而整合整個社會。1980年代之后,鄧小平的政治遺產,是在保持強大政治權力體系的同時,建立了一個區別于傳統的經濟制度。在毛澤東時代,經濟與政治制度都出自蘇聯模式,盡管有不同之處,但基本上還是蘇聯模式;只是鄧小平時代的政治制度雖然仍屬蘇聯模式,但經濟制度是朝向市場主義的。
  在毛澤東與鄧小平的最大政治遺產之中,最有影響的,應當是政治制度的運作,它基于一種意識形態信仰,以信仰方式建黨治國。所以,與傳統治國文化整合的馬克思主義實踐,一般具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國家整合社會,二是意識形態信仰整合國家。但是,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領導人非常成功地組織起一種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并從這樣一種秩序中獲益,這使中國社會固有的整合體制不得不發生極大的變化。毛澤東強調把“道德”作為激勵人民行為的方式,而鄧小平似乎更贊成以“利益”來激勵人民。鄧小平南方談話,開啟了中國從在意識形態基礎上建構社會秩序,向以利益為基礎建構社會秩序的轉變,也同時開啟了從政治社會向經濟社會的轉變。這似乎說明,中國共產黨在施行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意識形態已經實現了逐步的成功轉型。
  但是,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不得不承認,意識形態及其信仰轉型是有所滯后的。特別是執政黨在以經濟發展作為公共權力的合法性基礎之時,經濟利益似乎直接成為信仰重建的基礎,直接以經濟發展作為統治權力的神圣化建構路徑。這樣,經濟發展進入信仰結構,而未能想到,經濟利益也會促使固有的理想主義變成空想空談,人們陷入了拜金主義,失落了固有的信仰。這個時候,重新強調理想主義,強調信仰,反而在“道德”與“利益”——其實是“信仰”與“權力”之間——凸現了一道難以彌補的鴻溝。殊不知,以利益為基礎的權力秩序的興起,必然會導致意識形態信仰難以避免的淡化與衰落。
  這個時候,經濟越是發展,用于追求經濟利益的公共權力越是強大,權力信仰之危機就越發變本加厲,以至于無法收拾。所以,遏制權力信仰危機的根本是,政治權力的神圣化或合法性不能再繼續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上;而對那種建立于固有意識形態信仰基礎上的權力秩序來說,重建信仰或賦予信仰的憲政基礎,方才是民主政治及其秩序得以重構的合法性基礎。
  政治經濟權力與信仰關系的完備型整合關系,促成了一方獨大的政治權力與經濟實力,并且被建構為一種信仰象征結構,進而以象征權力方式制約了其他信仰及其實踐方式,使經濟發展替代固有信仰,甚至是主導、主宰了其他社會信仰的自由實踐。
  三大信仰思潮與改革動力
  在此背景下,人們已難以回歸固有的理想主義。因為這種利益化的公共權力直接或間接地構成了當代中國信仰危機的主要原因。那種基于傳統的天地君親師信仰方式——傳統的父母官、天子、圣人等,既是道德楷模,也是信仰對象。辛亥革命之后,“天地君親師”轉變為“天地國親師”,而列寧主義政黨政治所建構的“主義信仰”,實際上就把這種傳統信仰方式,置換成對領袖、意識形態政治的信仰。延至30年經濟發展,當官員直接成為經濟利益主體之時,它們就難以繼續成為整合社會的信仰資源或直接的信任對象了。   雖然當代中國的各界有識之士,大多在為這種“信仰焦慮”,盡一切可能尋求有效藥方。有人主張“讀經”,用民族傳統文化意識來為病人“固本”;有人主張“反對利用外來文化意識搞自由化”,把病人關進隔離室,在病人身上“打防疫針”;還有人要輸入國外新興的人文宗教,給中國文化“輸入人造血漿”,恢復新陳代謝的生命一般而言,這些議論匯成了當代中國社會頗有影響力的三大信仰思潮。
  其一是那種基于民族、民粹主義的信仰主張,以信仰建構當代中國的夷夏大防,可以稱之為“民族信仰主義”。其基本原則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凡是中國的,就是正確的;凡是正確的,就應當信仰。表現為漢民族對炎黃信仰的崇拜,對儒教信仰的強化,以及對外來宗教及其相關價值理念的排斥。主張以民族共同體為信仰標準,重建一元化的民族、國族、乃至皇漢主義的信仰,以主導其他各種信仰,重新強調本土傳統信仰與外來宗教信仰之華夷之辨,以此區分信仰之正統與非正統,主張強大起來的中國人不再應當具有外來信仰,應當維護中國文化的正統性與合法性。
  民族信仰或以民族為信仰對象,本非壞事,但是一定要以民族信仰作為中國復興之本,成為民主憲政之根,這就會成為問題。一個現代國家之中,各種民族共存,多元信仰并立,如何只能以一種信仰為其合法性與神圣性的基礎呢?依儒教憲政的邏輯推演下去,中國社會還可以出現佛教憲政、基督教憲政、道教憲政、伊斯蘭教憲政等等。不過,嚴格地說,這些信仰現象卻也說明了信仰問題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正當性證明方式,具有深刻的內在關系,并強化了信仰關系與現代民族國家合法性方式的互動,或者說,不同國家權力的形態,同時也能夠制約或建構不同的信仰體系、乃至信仰模式的多種構成方式。
  其二是“國家信仰主義”,以國家權力作為信仰建設之主體。近年來,主張建立“國教”(國家宗教)的主張漸多。有主張以佛教建立國教,認為佛教傳入中國已經兩千多年,成為中國宗教,中國如果要建立國家宗教,非佛教莫屬。當然也有立儒教為國教者,構建儒教憲政主義,認定每個中國人都應當是儒教信徒,都是孔圣人的弟子;還有以道教為國教者,以為只有道教才是真正的宗教,立國教,唯道教正宗。
  這些國教主張者,以傳統宗教為信仰主體,但是其建構主體卻依賴于國家公共權力,直接希望以傳統信仰及其實踐方式構成中國當代信仰的基礎,再次強調華夷之辨,最后將以儒教或佛道教信仰及其主張,建構為公共權力神圣性與合法性的基礎,抵制外來文化宗教,以其傳統之正統性獲得獨尊。
  很明顯,這些國教主張者,進一步深化了信仰建構與民主憲政建設之間的內在矛盾。面對中國改革的深入,僅僅是傳統信仰的偏重或重建,實際無濟于事。因為這種傳統信仰方法,無法解決權力政治及其官員的信任危機,無法淡化公權力對信仰的獨斷與左右,只能是繼續依附于權力層面,最終再構為一種一元論信仰結構。
  其三是政黨基要主義。這種信仰思潮忽視了當代中國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型趨勢,忽視了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必然會呈現的信仰變遷要求。主張回到革命黨的信仰傳統,以一個黨、一元信仰、一個領袖,行政權力整合社會,回到象征權力整合意識形態,以象征系統施行信仰表達。這就遮蔽了革命黨和執政黨信仰方式的異同與轉型。
  早在民國初年,孫中山就提出了“主義信仰”的概念,從議會政黨過渡到革命黨,最后以領袖崇拜建立了高度一元、權力集中的革命黨體制,進而形成20世紀列寧式政黨的信仰傳統。這種“主義信仰”,曾經與“五四”以來的各種宗教替代思潮深度整合。其中,最著名者包括梁漱溟的倫理替代宗教、陳獨秀的科學替代宗教、蔡元培的美育替代宗教、馮友蘭的哲學替代宗教等。而這種“主義信仰”和宗教替代思潮的影響,一直持續到1949年以后。“文革”時期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可以看到其中的影子。其中的歷史教訓,遺留至今,匯合成為當今社會漸漸強烈的“信仰焦慮”,很值得執政黨予以梳理與總結
  可以說,上述三種信仰思潮,彼此具有深度關聯。但其問題根源,主要源自于“主義信仰”的革命黨信仰模式尚未向執政黨的信仰轉型。特別是當政府官員及其公權力業已成為經濟主體,構成“權貴資本主義”之際,那種有關民族信仰、國家信仰主義及其主張,實際上就很可能在它們之間建構起一種深層關聯。因為,這種信仰傳統的主要對象之一,就是以其個人的、私己的關懷方式,充滿了對固有大人物、圣人及其道德楷模的精神依附,無助于政治民主的建設。尤其是在有關信仰神圣資源依舊被象征權力掌控的時候,國家的與民族的等傳統信仰習慣,常常是固有權力自我為圣、內圣外王的證明工具。
  政治改革與信仰轉型
  國內學術界在總結、研究蘇聯解體的論著之中,大多都會提到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信仰淡化。但是,信仰的淡化如何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大多論著則語焉不詳,多數是泛泛而談,號召加強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云云。
  現代社會面臨高度的利益分化,經濟社會的發展,恰好又給予多元利益存在的合法性。革命黨合法性的基礎,在于打天下和高度的意識形態信仰整合,執政黨是否仍然以這些特點作為合法性基礎,值得重新思考。革命黨的合法性基礎,一是打天下,強調意識形態信仰對整個社會的整合,即高度的政治正確與意識形態正確。毫無疑問,一個執政黨必須要有自己的政治文化,而政黨信仰則是其中的核心,這是執政黨的靈魂和歷史地位。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是不是還是以意識形態,或者是以革命黨的信仰方式作為合法性基礎?如果回到革命黨“主義信仰”,乃至領袖崇拜的固有傳統,然后以其作為已經多元化的社會利益及其價值觀念的整合工具,這實際是執政黨在未來一個時期內領導地位如何奠定的問題,與政治信任、政治文化建設、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分別和強化皆緊密相關。其中,與信仰重建緊密相關的問題是,如何從信仰層面實現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
  與信仰問題緊密相關,官方表述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但是還不夠。目前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共識性不夠,換言之,是中立性不夠。首先,國家哲學要解決的問題,是國家的基本理念是不是有最大多數的居民樂意認同、理性認同。這樣才會使得國家的精神基礎得以整合,而不是在精神上一盤散沙。其次,國家哲學在秩序上提供貼近日常生活的準則,這就是“兜底的價值觀念”。從政治學層面言之,國家哲學是以中立、中性的特點,尋求能夠整合中國公民,或至少是絕大多數公民,能夠保證國家認同的理念。但它不是來自傳統的階級,也不是來自傳統的主義話語,更不是來自權力的施加,這三個相加就是意識形態的取向。   因此,這一“兜底的價值觀念”,配合國家哲學的中立性建構,就是政黨(國家)信仰的建構問題。所以,既要解決信仰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要解決國家干部的“信仰危機”,應該是用透明的“民主法治”觀念做成“楔子”,打入國家干部的心中,使他們牢記人民是國家主人,只有這樣,干部中因“邪念糾結”而形成的“信仰危機”問題,才能夠真正解決。
  表面上看,信仰問題似乎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建設過程,以為抓緊思想品德的教育就似可見效了。然而,當代中國改革的特點是,以傳統人文學者為主導,發起的一場又一場觀念的變革。過去那種靠觀念支撐的改革已經死亡了。接下來的中國改革,圍繞的不應只是觀念和理論的討論。執政黨的信仰和國家信仰能否在憲政與法律層面分別建構,執政黨的信仰能否與國家信仰在黨章和憲法層面上予以不同的定義方式,而使國家信仰的建設與國家建設緊密聯系。
  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或者無神論的思想,無疑是執政黨處理宗教信仰與社會公民信仰關系的基本原理,同時也是執政黨重構信仰的理論基礎。經典作家在論述社會主義政黨與宗教關系的時候,曾經主張宗教信仰是公民私人的事情,只有革命政黨的信仰才是公共的事情。如此強調,無意中就把有神論和無神論在革命黨國家中處于一種彼此對立的可能;無神論如作為執政黨意識形態合法性基礎的話,無形中就可能與宗教信仰有神論者處于一種對立的狀態。
  對此,學術界曾經提出有信仰分層的概念,在一個中國信仰的總體結構中分出有政治信仰、國家信仰、文化信仰、宗教信仰等層面。但是,關鍵的是,這不同層次的信仰關系如何處理,應當使用法制的關系來處理,還是用領導人的文件、政策、說法來處理,或者是與憲法的規定相符合,這是有待于思考和研究、經由未來中國改革來回答的問題。
  之所以如此討論,這是因為,信仰最初乃是作為社會關系的一種形式,只是人與人之關系的一種形式。所有的信仰與宗教信仰都是由社會形式轉化出來的,而一旦宗教形式凝聚成形,又會對其賴以形成的母體形式產生規導作用。可是,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層面,如果權力關系大于、或強于社會交往關系,直接介入或構成社會交往關系,那么,這種超越的社會關系就難以形成。人們就可能直接以權力關系作為超越關系來加以信奉。這種信仰方式雖然短期有效,但是,一經權力的轉型,這種信仰危機依舊還會呈現出來。
  從個體信仰到公民社會的信仰認同及其建構,指的是深入而持久地在時間與空間中(通過規則和資源而)建構的社會交往的連續性實踐。任何一個社會中的個體信仰者與共同體信仰,正式的信仰組織與非正式的信仰組織,無不需要這個“過濾器”,使隸屬于該體系的信仰和精神權利,建構為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或“共同信念”,進而把信仰關系本身建構為一種共同信念,以及價值預期的制度化結果。
  這個過濾器如果是一個權力機構,那么,其信仰模式就會以權力的信仰為架構;如果這個過濾器是民族國家,那么,其信仰模式就會是民族國家;如果這個過濾器是一個團體,那么,這個信仰模式就可能是宗教組織。所以,一個由此而分化出來的信仰類型,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官方的、民間的、宗教的、社會的依據這種差異,而劃分出不同的信仰層次和認同方法,甚至是不同信仰的權力制約等級。這樣就構成了一種經由象征權力建構起來的關系圖式,有核心,有層次,先后上下地構成了中國人信仰認同的整體格局及其差異。
  改革開放進程中,官員們艱難自律,自律無緣,漸漸失去了庶民百姓的信從與信奉,于是,上至高官,下至百姓,無不選擇自己信任的神及其信仰方式。所以,對于這些官場巫術與官員信奉,無論私己的精神走私,還是假公濟私的巫術般祭拜,這都是一種自我表白:他們手中的權力已經不再受人信用。
  依照中國人的信仰傳統及其信仰慣習,人們對領導、官員、統治者的信從,根源于他們人品道德的高尚,天人之際,替天行道,足可為天下典范;服從一人,如信一神。官員既是社會統治的權威,同時也是心目中的卡里斯瑪及其信仰中心。然而,當這些官員們的道德行徑出現差錯,楷模失范,或者因為官民之間的利益沖突,那么,其所內涵的信仰范式也就隨之消失,其象征權力則同時衰落。因此,解決這種信仰危機之方法,就在于權力的民主化與理性化。舍此,別無他徑。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 轉型 信仰 改革

版權所有 律師資料網 www.fgydht.tw
中国福利彩票官网